作者 | 陈晓妍

编辑 | 张瑞

出品 | 腾讯新闻 谷雨工作室

“没做好下嫁的准备，

千万别回小县城”

河南的公务员何璇还记得，2022年考入体制，到单位的第一天，所有人见到她都会过问一句，有男朋友了没有？

何璇27岁，在县城的语境下，已经迈入“大龄”的门槛。她开始相亲，但几段相亲经历，最终沦为和朋友调侃时的段子。一个男生在第一次见面的餐桌就要给她喂饭，另一个相亲对象，在电影院里朝她的耳朵吹气。有人刚坐下就开诚布公：“我这个人很多缺点很多毛病。”“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惊喜，但我就是不想给。”

跟她见面的男性通常也是体制内的，因为工作清闲，不爱运动，喜欢约人吃饭喝酒，一个个体型发胖，在喜欢健身跳舞的何璇这里，通通卡在了颜值第一关。

何璇做过粗略的统计，在一个县城里，单身适龄，家庭背景相似的，不超过十个。相亲来回都是那几个人，早碰撞不出什么火花。有时朋友相过亲的对象，兜兜转转又被人介绍给了自己。

父母没怎么催婚，但身边的同龄朋友都在急着赶婚姻的末班车。一个女性朋友与认识五个多月的相亲对象闪婚，结婚半年后就生下孩子。另外几个朋友，前阵子还在托她帮忙介绍，几个月后，突然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。这让何璇感到焦虑，自己身边连个能闪婚的人都没有。她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，怕将就结婚，又怕真的结不了婚。

©视觉中国

贵州的基层公务员孟佳不排斥结婚。她排斥的是小地方的婚恋规则，二十五六结婚，一结婚就要孩子。她预想的是结婚年龄是30岁左右，用几年的时间，确认是否可以与对方携手共度余生，能不能当合格的父母。但矛盾之处在于，“如果按我自己的节奏走，那我在想结婚的年纪，就已经找不到想结婚的人了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在疫情的影响下，孟佳原本打算要去浙江应聘的几家企业，都缩减了招聘名额，待遇也降低了。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她最终考上了家乡附近的公务员岗位。

哪怕身处熟人社会，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孤独。对于孟佳来说，这样的感觉常出现在下班后的夜里。小镇里的人休息得早，九点过后，哪里的路都漆黑，连出门夜跑都没有地方可去，只剩下两三家烧烤夜宵店还有人走动。她不感兴趣，但喝酒聊天是唯一的娱乐活动。

孟佳独自租房，她的家在50公里外的乡下，平时只有周末不加班时才会回去。孟佳的社交圈子，只有单位里的几个同事，上班见，下班聚会也见。“说来说去都是这个圈子的一些破事，谁又升职了，谁又结婚了。”她感到厌倦，自己才25岁，以后是不是就被困在这里了？

当工作近乎静态，生活趋于安稳，女性就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推到结婚生子的固定流程中。

“女孩子被催婚的压力最大，说媒的人特别多的时候，大概是26～28岁。”欧阳静说。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的教授，也是最早关注到县域体制内女性婚恋问题的学者之一。

“比如说以前有几十个人天天来催你，到了29、30岁，可能只有几个人。30岁以上，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给你说亲了。因为你的机会、资源越来越少，周围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弱。”欧阳静的访谈对象，都是县城体制内的女性。过了三十岁，大概率只能找体制外的，或是离过婚的男性。这就是她们面临的现实处境。

2019年，欧阳静完成了一篇名叫《县域体制内的“剩女”——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》的论文，她在论文写道：“县域‘剩女’具有明显的‘体制’特点，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，其中女教师是剩女主体，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剩越多的趋势。”

欧阳静有一位36岁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她婚恋调研的访谈对象。学生告诉她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身边催婚的人都消停了，包括领导、同事，在她面前也不会轻易聊到结婚的话题，“大家都知道你就这样了。”

成都，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处 ©视觉中国

如果没法在社会“约定俗成”的年纪顺利结婚，取而代之的，就是对个人价值的全方位否定。孟佳经常听到别人议论隔壁乡镇单位一个50岁左右的未婚大姐，“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”要么是精神上的，“性格是不是有问题”，要么是生理上的，身体是不是有缺陷，生不了孩子。

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环境带来的焦虑感。

在河南家乡的一个体制内岗位工作的晓媛身边有不少单身朋友。她们表面看起来过得很开心，私下聊天时，才会透露，自己焦虑得不得了，父母每天在耳边念叨。有人说气话，“干脆找个人随便嫁了。”晓媛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，看见台上像是强行凑成一对的新人，新娘年轻漂亮，至于新郎，“长得很不行。”她替那个女孩感到惋惜：“我们受教育多年，有才华有头脑有理想，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呢？”她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那些想要回乡发展，又有结婚意愿的女性：没有做好下嫁的准备，千万别回小县城。

晓媛是身边不少人的羡慕对象。她已婚，丈夫也同在体制内。晓媛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双职工家庭，丈夫的家庭也不比她差。两个人性格合得来，又门当户对。但晓媛也做了让步，比如接受一个精神上不完全契合的伴侣，“我要是用这个标准，估计这辈子也找不到对象。”

晓媛喜欢看书，历史、哲学、心理学，她跟丈夫探讨书里的内容。丈夫是医生，人更务实，这些书没看过，接不上话，只能用“嗯、哦”来礼貌回应。两个人拌嘴，晓媛也会攻击丈夫：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，从不审视自己的人生。

丈夫也不理解，晓媛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追问意义。一个月到头，有人发工资不就完了吗？生活的意义，就是工资到手，每周出去，穿暖吃好，多开心，为什么总是要追问那些东西呢？

“我工资还比你高呢。你每天都想这些东西，工资还是那么少。”

无论被动还是主动，许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停留在了单身状态。

欧阳静的论文中，引用了一组她在中西部一个县城里拿到的数据。数据来自县里的民政局、组织部、人事局、团委、妇联、教育局和卫生局：

“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，其中女性1895人，在这些女性中，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。”

这意味着，在8位女性中，至少有1位大龄未婚。在她们中间，很多是县城里最优秀的女性，比如女公务员、女干部等。

“找对象只有他挑的份儿”

选择单身，是因为县域女性择偶标准太高了吗？欧阳静并不这样认为。

在她看来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社会，无论是北上广，还是中西部小县城，女性的择偶意愿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。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只有到了当代社会，女性才越来越多地选择单身？如果说，一线城市的女性单身，与频繁的职业流动有关，那为什么回归县城，生活稳定的女性，也有做出了相同的选择？

欧阳静调研的D县，体制内单位在2008年～2018年期间的招聘人数中，女性占比是63.3%。其中，教育系统的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，80.1%都是女老师。

体制内单位性别失衡的原因，一部分是因为，